李德義退休后，依然熱愛和關(guān)注著國際中文教育事業(yè)。

　　學生回國繼續(xù)教漢語

　　1969年，我被派往西非國家馬里，在首都巴馬科一所中學教漢語。當時的教學條件簡陋，沒有漢語課本，也沒有現(xiàn)成的教漢語的材料，我只好自己編寫教材。沒有打字機，也沒有印刷機，我就把教學內(nèi)容刻在蠟版上，再用紙印出來發(fā)給學生。

　　在教學方面，我通常先教漢語拼音，再教漢字，有時也會講一些簡單的中國民間故事。當時，漢語是外語選修課，學生學習漢語的時間相對有限，在學習過程中會遇到各種困難。比如，有的學生因為理解不了一些漢字的寫法，在書寫時不知該如何下筆；有的學生因為一些漢字的筆畫較多，在書寫時會出現(xiàn)落掉某些筆畫的情形。這就會導致一些學生“打退堂鼓”，這時候就需要老師引導，要在教授漢字的結(jié)構(gòu)方面加大趣味性，比如把一個個漢字編成小故事。此外，我給學生們編了一本小字典，按拼音排序，包含的漢字數(shù)量為三四百個。學生遇到不認識的字，按拼音查閱就能找到，也激發(fā)了學習興趣。

　　有幾個學生的漢語學得相當不錯，其中有的在馬里學完漢語后繼續(xù)到北京深造，回國后當了漢語老師，在馬里繼續(xù)教授漢語。

　　看到學生成才，并在國際中文教育領域繼續(xù)耕耘，接力當中文老師，是我最欣慰的事。

　　跨越距離的中文信

　　我在西非開展中文教學3年，1972年調(diào)回國內(nèi)，1973年到北京語言學院（現(xiàn)名為北京語言大學）從事面向留學生的漢語教學工作。在此期間，我到法國等地從事漢語教學工作。

　　那時，出國教漢語的條件已改善不少，我也不再為教材或教學資料煩惱了。確實，當時國內(nèi)已經(jīng)有專家編寫出相關(guān)教材，甚至有些國家還有本土漢語教材。比如，法國就有自己編寫的漢語教材。

　　在法國教漢語期間，我對一個在職學習漢語的學生印象特別深刻。雖然他只能利用業(yè)余時間學習漢語，但他對中國的漢字和文化特別感興趣，學習特別用功。在課堂上，這名學生注意力高度集中，積極回答問題，不懂的地方虛心求教；在課下，他總是提前完成老師布置的學習任務，并與老師積極交流。一段時間下來，他的漢語水平提升很快。

　　也有許多學生，在我離開法國之后仍然和我保持著聯(lián)系，有時候，他們還用漢語寫信與我聯(lián)系。每當我讀到學生的來信，嘴角總是不知不覺地上揚，因為這真是讓我發(fā)自內(nèi)心開心的事。

　　在日本遇故人憶往昔

　　我在北京語言學院教留學生漢語時，有位在漢語短期班學習的日本留學生也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

　　這名學生已經(jīng)參加工作――在日本從事歷史教學工作，學習漢語的時間相對有限，只能選短期班。但她對中國語言和文化非常著迷，平常與我交流也很多。每天早上，我會打一會兒太極拳。她也和我一起打，說是很喜歡打太極拳時氣定神閑的感覺。

　　在課堂上，這名同學積極主動；在課下，她每天都花很多時間書寫漢字、練習漢語口語，因此中文水平提升很快。回到日本之后，她索性不教歷史，改教漢語，還一直用中文給我寫信，遣詞用語非常地道。

　　后來，我在日本再次見到她。她記得和我一起打太極拳的情景，也記得和我聊中國文化的興奮，還記得北京語言學院的校園以及上課的教室……聊起這些，大家都落了淚，正是這尋常瑣事蘊含了濃烈的師生情誼。

　　退休后，我雖然離開了講臺，但依然熱愛和關(guān)注著國際中文教育事業(yè)。隨著中國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的提升，世界上學習中文和中國文化的人數(shù)不斷增加。我衷心希望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從事和傳承這一光榮和神圣的事業(yè)。

　　（作者系北京語言大學副教授，曾任教于法國、突尼斯等地。）